# 走进心理咨询室后：一个女生的最后六年

作者：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实习生 杨纯希 沈韵婷 特约编辑 李云

## 核心概念

1. **心理咨询与治疗**：心理咨询师通过专业对话帮助来访者解决心理困扰的过程，但需遵循严格的伦理规范，特别是“来访者福祉优先”原则。

2. **系统脱敏疗法**：一种行为治疗技术，通过渐进式暴露于引发焦虑的情境，帮助患者减弱或消除恐惧反应。要求严格遵循从低焦虑到高焦虑的分级暴露流程，并监控来访者反应。

3. **双相情感障碍**：以抑郁和躁狂状态交替发作为特征的精神疾病，属于精神障碍范畴，其治疗需综合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。

4. **危机干预**：在来访者出现自伤、自杀等紧急风险时，咨询师必须立即停止常规咨询，优先评估风险、联系家属、建议就医，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保障来访者安全。

5. **心理咨询伦理**：包括尊重来访者价值观、避免强加个人立场、保持胜任力（在自身专长范围内工作）、及时转介、维护来访者隐私安全等核心原则。

## 逻辑结构

1. **事件回顾**：33岁女性葛菲在经历两次系统脱敏治疗后出现自杀行为，最终在10天后坠亡。她的母亲杨敏起诉咨询机构，一审判决机构承担30%赔偿责任（56万余元）。

2. **葛菲的人生背景**：自幼受父亲重男轻女观念影响，目睹父亲外遇，父母离婚后陷入严重心理创伤。25岁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，此前表现出过度努力讨好父亲、情感压抑等行为模式。

3. **咨询过程分析**：葛菲与咨询师粟超持续6年咨询，与陪练咨询师于天一进行脱敏治疗。粟超倾向于用概念标签化葛菲的感受（如将“不想上班”解读为“自恋”），强调行为训练，忽视来访者真实感受。脱敏治疗未遵循分级原则，直接暴露于最痛苦创伤，在来访者出现自杀信号后仍未停止或进行危机干预。

4. **争议焦点**：咨询行为是否与葛菲自杀存在因果关系？法院认定咨询师存在重大过失，包括：未评估自杀风险、未通知家属加强监护、未停止不当咨询行为。明心公司辩称心理咨询行业无统一准入标准，但不被法院采纳。

5. **行业背景**：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2017年取消后，行业陷入准入门槛模糊、监管缺失的困境。社会对心理服务需求激增，但优质咨询师稀缺，来访者面临选择困境和高昂的试错成本。

6. **悲剧后的反思**：葛菲在咨询中曾多次表达不适（“觉得自己没有价值”“怕被洗脑”），但均被咨询师“说服”。她的生命最终在“想要活下去”的强烈渴望与咨询师失当干预的夹缝中走向终结。

## 主要论点与论据

### 论点一：脱敏治疗的操作存在严重违规

**论据**：
- 系统脱敏法要求从低焦虑等级逐步暴露，但咨询师直接让葛菲暴露于“父亲外遇”这一最高创伤记忆（角色互换重现），违反分级原则。
- 首次脱敏后，葛菲出现自杀行为；第二次脱敏后，再次出现自杀想法。咨询师在得知后未进行风险识别、评估，未建议就医或加强监护。
- 系统脱敏法主要适用于恐惧症和焦虑症，并非双相情感障碍的适应症。咨询师擅自用于不匹配的诊断。

### 论点二：咨询师胜任力不足

**论据**：
- 于天一本科为工商管理专业，心理学教育背景仅包括在明心公司接受的312小时训练和商业机构培训学习，不符合《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》对心理咨询师的资质要求。
- 法院认定其“不符合心理咨询的执业要求”，在专业胜任力不足的情况下操作脱敏法，“未规范使用”。

### 论点三：咨询过程侵犯来访者自主权

**论据**：
- 粟超将葛菲的价值观（不想找对象、喜欢独处）解读为“逃避”或“创伤待解决”，反复引导其“需要亲密关系”，这违背“价值中立”原则。
- 使用“自恋”“完美主义”等概念标签化葛菲的感受（如“不想上班=自恋”“给妈妈买按摩椅=自恋”），强化了葛菲的自我否定。
- 葛菲在笔记中写道“开始不信任粟老师”，但仍被说服，反映出权力不对等下来访者的真实感受被压制。

### 论点四：机构存在系统性责任

**论据**：
- 明心公司将粟超包装为“100%成功率”“混合实效主义疗法创立者”，对外宣称“承诺效果、无效退款”，构成误导性宣传。
- 允许不胜任的咨询师操作高风险技术，未建立有效的安全监管和危机应对机制。

## 内容扩充与深度解析

**关于葛菲的“求生”表现**

葛菲并非放弃生命，恰恰相反，她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本能。第一次脱敏治疗后，她产生自杀冲动，立即向咨询师求助，并主动拨打北京危机干预热线。她听从医生建议，两次前往医院问诊并接受用药。她还曾因为看到美国抑郁症手术治疗效果好的新闻而想尝试手术。这些行为表明，葛菲在积极寻求帮助，渴望活下去。

但咨询师的回复却令人深思：面对葛菲“自杀想法是否和脱敏治疗有关”的提问，粟超回复“真惨，不容易呀这两天”，然后让葛菲思考“为什么没有按流程调整情绪”。于天一则说“自杀的冲动会有隐藏的不同的动机，也是提醒我们背后有问题需要注意了”，然后让葛菲“多自我对话，问问自己卡在哪里”。

这种回应方式本质上是**问题归责**：将自杀信号比喻为“警报”或“问题”，需要来访者自己去“觉察”和“探索”，而非咨询师首先将它识别为需要立即干预的危机。在心理咨询伦理中，当来访者报告自杀念头时，咨询师的首要任务是**安全评估**和**危机干预**，而非继续引导来访者自我反思或探索“背后问题”。这种专业常识的缺失，是此案的核心教训。

**关于粟超的“混合实效主义方法”**

粟超自称创立了“混合实效主义疗法”，宣称“100%成功率和行业最高的签约率”。这种极端自信背后，反映出一个值得警惕的心理咨询误区：以咨询师的“成功标准”（如结婚、找对象、适应社会）来要求来访者，忽视来访者自身的价值和愿望。

葛菲在咨询笔记中多次写道“不贪心、不依赖、不自恋”，这三个“不”显然是自创的“成功标准”的产物，被她内化为对自我的规训。一个致力于自我成长的来访者，却在咨询师的标签化解读下，将原本正常的心理需要（如渴望被爱、想要舒适的工作环境）视为需要“克服”的“自恋”或“完美主义”。

这种咨询模式与“赋能”背道而驰。真正的心理咨询应是帮助来访者发现自身内在资源和力量，让来访者客观认识自己，不是简单地否定自己的需求和感受，而是被理解、被接纳后，自主选择如何与这些需求和感受相处。

**关于杨敏的角色困境**

杨敏在咨询中的在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。她陪同女儿进咨询室，双方形成“2:1”的微妙局面——当咨询师和母亲的意见一致时，葛菲几乎不可能表达不同意见。尤其当母亲说“耿耿于怀”“纠结”时，葛菲在咨询中更难安全地表达对家庭伤痛的感受。

这也反映出心理咨询中**第三方在场**的伦理风险：即便来访者明确同意家属在场，咨询师也应主动为来访者创造安全的独立空间，确保来访者不会因为担心家属的反应而隐藏真实想法。但在案件中，粟超甚至主动迎合杨敏，说“又可以跟妈妈学习”，这更加剧了葛菲的无力感。

**关于行业生态的系统性问题**

此案并非偶然。2017年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取消后，行业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：一方面社会对心理服务需求激增，心理咨询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；另一方面准入门槛模糊，监管滞后，缺乏统一的从业标准、伦理规范和质量监管机制。

市场上的心理咨询师既有高校心理学专业毕业的正规军，也有仅通过短期培训就上岗的“速成”咨询师。粟超自称“在中国心理学泰斗沈德灿教授的关注下成长”，这种夸大其实的宣传（沈德灿教授回应称“从没有为个人做背书”），在行业中并非孤例。许多咨询师以“专家”“权威”“成功率100%”等高大上宣传包装自己，但实际专业素养参差不齐。

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此案判决结果中认定的责任比例仅为30%，且咨询师本人不承担法律责任（由公司承担替代责任）。这可能向行业释放一个模糊信号：咨询师即使出现严重失职，其法律责任很大程度上由机构承担，个人风险有限。这种“低责任成本”需要行业共同警惕。

# 高德明老师评论与总结

这个悲剧背后，核心不是“心理咨询有用还是没用”，而是在专业伦理、胜任力和危机干预这三个关键点的全面失守。

从焦点解决短期治疗（SFBT）的视角看，心理咨询的出发点是看见和运用来访者已有的资源和力量，而不是用“诊断标签”给来访者的体验下定义。葛菲在咨询笔记中写下的“想成为自己”，这正是她最真实、最宝贵的渴望。心理咨询的目标正是帮助来访者实现这种身份认同和自主选择权，而不是按照某种“成功标准”去改造她。

**关键问题：** 
粟超问：“对妈妈好是满足你的什么需求？”——葛菲：自恋，想要被爱。
这个回答本身就反映出葛菲已经内化了“我所有行为都是自恋”的错误解读。咨询师在此应该听到的是——她渴望被爱的正常需求，这是人类健康心理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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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 三个更好的焦点解决方向问题

**问题一（代替“对妈妈好是满足你的什么需求？”）：**

**“当你给妈妈买按摩椅的时候，你希望妈妈体会到什么？你希望你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什么样？”**

**为什么会更好原因：**
- 此问题引导葛菲聚焦于自己的**意图和理想关系**，而非将其行为归因于“自恋”或“不完美”等负面标签。
- 帮助葛菲看到自己的行为背后**正向动机**（让母亲感受到爱）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建构。
- 引导她跳出自我分析的循环，转向行动和关系的理想方向（“你们之间的关系”），这更贴近SFBT的“追求想要的未来”这一核心理念。

**问题二（代替“不想上班的心理被解读为‘自恋’”的对话方向）：**

**“以前有没有过一些时候，上班不那么困难？那时候你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情？或身边有什么不一样的支持？”**

**为什么会更好原因：**
- 此问题尊重葛菲的真实感受（“恐惧上班”、“干呕”），不强行将其病理化，而是寻找**例外情况**。
- SFBT强调“问题不会100%发生”，找出例外，就意味着找到了来访者已经拥有的**成功经验和资源**（例如特定的应对策略、环境支持的微小变化等）。
- 从寻找例外入手，能帮助来访者看到自己并非“完全无力”，从而启动自主解决问题的信心，这是赋权的关键。

**问题三（代替对量表结果忽视的危机干预缺失）：**

**“做完父亲在位问卷后，你感到‘太绝望了’——假如绝望感能说话，它最想告诉你什么？在你过去面对困难时，什么样的帮助或支持曾经有效过？”**

**为什么会更好原因：**
- SFBT相信“每个负面情绪都有其正向功能”。此问题不否认葛菲的绝望（“太绝望了”），但将绝望视为一种**信号**，引导她倾听自己的内在需求。
- 第二个问题则直接指向**来访者已有的资源**和成功应对模式（“什么样的帮助有效过”）。这能帮助来访者在危机中看到自己并非毫无力量，而是有过克服困难的经历。
- 对于准备跳楼的来访者，问题的重心应是**资源导向**（“需要什么样的支持”），而不是认知导向（“觉察自恋”）。此问题引导她联系已有的支持系统（可能是某人、某方法或某种信念），帮助她在当下获得安全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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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 给杨敏和所有来访者家属的一句话

心理咨询服务不是“像吃饭一样”的日常开销。它是一份专业的、需要来访者和家属共同审慎选择的健康服务。筛选咨询师，不妨采用“小步筛选法”：先做1-2次咨询，感受一下咨询师是否真正倾听、是否尊重你的价值判断、是否为你创造了安全的表达空间。如果感觉不舒服，就要敢于做出“暂时搁置”或者“不再继续”的决定。

**咨询师**的存在是为了帮助**来访者**真正实现“想成为自己”，而不是“成为咨询师期待的样子”。这是专业伦理的底线，也是任何有效咨询的起点。